用“無商不奸”這話來概括全體商界人士的道德水準難免有失偏頗，但民間有此一說也確實并非空穴來風。

    自古以來，商道之人熙熙攘攘，為利而來，為利而往，輕義重利、毀義求利之事不在少數。再看現而今，連續(xù)十年轟轟烈烈的“3·15”消費者權益保護活動，包括央視晚會在內，眾多聲淚俱下的強大宣傳攻勢仍未能剎住假冒偽劣者“前仆后繼”的腳步，商界誠信缺失現象之嚴重可見一斑。

    凡此種種，追根溯源，應該說是部分從業(yè)者商業(yè)道德水平低下的一種表現。所以，“以誠實守信為榮，以見利忘義為恥”這一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榮辱觀的形成，對于重樹誠信為本的商業(yè)道德規(guī)范至關重要。

    其實，以誠信為本一直是中國傳統(tǒng)商業(yè)中的一條立世立業(yè)的原則，這種原則既是純粹意義上的一種商業(yè)契約原則，更是人際關系交往中的社會道德準則，并由此演繹出了一整套企業(yè)道德倫理建設的體系和方法，這正是眾多老字號、老品牌得以在市場上傳承不衰、生生不息的奧秘所在。借用梁啟超“公德”與“私德”的區(qū)分法，中國傳統(tǒng)商業(yè)恪守的“誠信為本”原則，既有人格信任的“私德”，也有社會秩序的“公德”，正所謂商業(yè)利潤來自道德回報。

    商家從經營中獲取合理利潤，這本來無可厚非。但如何看待義利關系，是見“利”忘“義”，還是“取予有義”，則是考量商人職業(yè)道德和商業(yè)理性的標尺。明代有一徽商在江蘇溧水經商，低息借貸便民，從不居中敲剝。嘉靖22年谷賤傷民，他平價囤積，次年災荒，谷價踴貴，他售谷仍“價如往年平”，深得百姓的信任和欽佩。無獨有偶，前些時候在央視一套熱播的電視劇《喬家大院》中也描寫了晉商喬致庸在大災之年，將囤聚之糧減價售出，設粥棚賑濟饑民的義舉，這種行為從表面看來與贏利無關，但它贏得了一方百姓的贊譽和信任，喬家的生意自然也隨之日漸興隆。為義讓利，以義取利，一方面體現了徽商、晉商對中國傳統(tǒng)倫理原則的恪守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們對“義”、“利”辯證關系的深刻領悟和具體把握，此亦歷代成功商人為人處事之本和經營決策之術。

    商家常說“誠招天下客”，可見市場交易、商業(yè)往來，誠信者終究會被公眾認可，失信者必然遭到社會厭棄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，誠信是一切企業(yè)生存發(fā)展的根本。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，不是失信違約的借口，而更應是恪守承諾的促力。消費者的口碑、市場的名牌，都來自于商家的誠信。從商之道當以誠實守信為榮、以見利忘義為恥，而社會管理部門則更應設立長效機制以表彰鼓勵那些誠信者，曝光處罰那些失信者，讓言而無信的商家顏面掃地、無處藏身，直至被淘汰出市場，從而推動形成更為良好的社會風氣和商業(yè)道德，促進各行各業(yè)健康發(fā)展。

    在這個變革的年代，在市場經濟追逐利益的喧囂聲中，惟有堅持以誠實守信為榮，以私利的膨脹無度為恥，才能把握自己，以不變而應萬變，此乃從商之大道、正道。